经过调查筛选，选择珠三角某市7家近几年工艺和生产规模未改变、岗位噪声声级相对稳定的、在2019年1月—2020年12月完成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和职业健康检查的瓶装饮料制造企业，将其接触噪声作业的569名工人作为研究对象，涉及吹瓶、灌装、配料投料、包装岗位。纳入标准：接噪工龄均≥ 1年，查阅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报告显示既往无耳疾病史或类似家族史、耳外伤史，无服用过耳毒性药物史，耳科常规检查未发现外耳道鼓膜穿孔、急慢性中耳炎等疾病病史。

取得劳动者知情同意后，以该市现行的《职业健康检查个人基本信息表》收集研究对象的基本人口学资料和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情况，重点分析劳动者的岗位和工种、接害工龄、个体防护情况等信息。调查表由劳动者在参加职业健康体检时现场填写，经医生核对病史情况，调查员核对无逻辑错误后，由劳动者本人签名和工作单位盖章确认无误后，现场回收存档。调查表中，上班工作制分为白班制、两班制、三班制；白班制为企业生产单个工作日内，只设置常白班，工作制度为8 h/d、5d/周；两班制指在企业生产单个工作日内，设置早班和晚班两个班次，两班作业人员定期进行轮流换班，每班工作制度为12 h/d、5 d/周；三班制指企业生产的单个工作日内，将上班时间设置为3个班次，三班作业人员定期进行轮流换班，每班工作制度为8 h/d、6 d/周。佩戴噪声防护用品（耳塞、耳罩）的情况分为从不佩戴、偶尔佩戴（每周佩戴 < 3 d/周）、经常佩戴（每周佩戴≥ 3 d/周）。

7家瓶装饮料制造企业均在调查年度内同时开展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和工人在岗职业健康检查。采用2019年检测数据的企业有5家，2020年的企业2家。通过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现场调查，明确各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了解不同岗位的生产情况并识别接触噪声危害的工作岗位。依据GBZ/T 189.8—200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8部分：噪声》 ^[4]对接触噪声的岗位进行检测；采用长时间个体检测方法，测量研究对象的职业性噪声暴露情况。依据GBZ 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物理因素》 ^[5]，L_{Aeq，8 h} ≥ 85 dB（A）判定为噪声超标；将L_{Aeq，8 h}与工人的接触噪声工龄结合，计算累积噪声暴露量（cumulative noise exposure，CNE）。CNE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6-7]。

依据GBZ 188—2014《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8]规定的体检项目对该项目的研究对象开展职业健康检查，以获得其NIHL的情况。通过耳科常规检查排除存在耳道畸形、鼓膜有异常等研究对象。嘱咐工人完全脱离噪声作业环境48 h后，于隔音室内进行纯音听力测试。排除传导性耳聋等疾病，经过年龄校正后将双耳高频（3 k、4 k、6 k）平均听阈值> 25 dB判定为双耳高频听力损失（HFHL），可伴有任一耳语频听阈> 25 dB，为双耳高频听力损失（HFHL）组，其他为听力正常组。语频平均听阈位移 > 高频平均听阈位移的研究对象予以剔除^[9]。

使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整理，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描述和分析。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M）和第25、75百分位数（P₂₅，P₇₅）表示，组间差异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Pearson χ²检验，两两比较采用χ²分割法。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法探讨HFHL的可能影响因素。

本次调查的7家的饮料制造企业的基本生产工艺流程类似：原水处理（净化杀菌等）→原料调配投料→杀菌→瓶胚吹瓶成型→灌装→包装（喷码、质检、套标、装箱、称重等）→产品进仓。生产性噪声来源于机器运转时产生的机械性噪声、气压脉动时引起的空气动力性噪声，以及搬运物品、器皿碰撞等产生的噪声，主要存在于包装岗位、灌装岗位、配料投料岗位、吹瓶岗位，上述岗位均为非稳态噪声。噪声声级为72.3 ~ 96.7 dB（A），其中噪声声级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限值的生产岗位占38.49%，以吹瓶、灌装岗位水平较高。本次调查的企业主要通过设置隔声设备屏蔽噪声。

569名调查对象年龄中位数为35.10（19.0 ~ 59.0）岁，工龄中位数为7.20（1.08 ~ 30.67）年，CNE中位数为90.3（74.8 ~ 109.5）dB（A），暴露于8 h等效声级80.0 ~ 84.9 dB（A）的接噪人员有245人（占43.06%），暴露于8 h等效声级≥ 85.0 dB（A）的接噪人员有219人（占38.49%）；双耳高频听力损失为109人，检出率为19.16%。

进一步将研究对象分为高频听力损失组与听力正常组，两组接噪声级、累积噪声暴露量（CNE）、年龄、接噪工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以高频听力损失组为高（P < 0.01）。见表 1。

7家饮料制造企业中存在噪声危害的岗位主要有包装岗位、灌装岗位、配料投料岗位、吹瓶岗位。不同岗位工人的接触噪声声级、CNE、HFHL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进一步两两比较结果显示，吹瓶、灌装岗位工人的接噪声级、累积噪声暴露量（CNE）、HFHL检出率均高于其他岗位工人。见表 2。

对569名调查对象HFHL检出情况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接噪声级、CNE、年龄、工龄、工作制度、岗位、佩戴护耳器情况、防护设施设置情况不同的工人其HFHL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其中以接噪声级、CNE、年龄、工龄大，两班制、吹瓶岗位、不佩戴护耳器、无防护设施设置工人的HFHL检出率高。见表 3。

以是否发生双耳高频听力损失为响应变量（否= 0，是= 1），以CNE（连续性变量）、年龄（连续性变量）、有无佩戴护耳器（从不= 0，偶尔= 1、经常= 2）、有无设置防护设施（无= 0，有= 1）、工作制（白班制= 0、三班制= 1、两班制= 2）为预测变量（因为工龄和噪声已经包含在CNE中，故不再纳入），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每增加一岁、CNE每增加1 dB（A）·年，工人发生HFHL的风险风别增加至原来的1.034、1.444倍（P < 0.05）；相比没有设置防护设施，有设置防护设施的工人发生HFHL的风险减少至原来的0.074倍（P < 0.05）；相比从不佩戴护耳器，偶尔、经常佩戴护耳器的工人发生HFHL的风险减少至原来的0.357、0.254倍（P < 0.05）。见表 4。

瓶装饮料制造企业生产工艺基本一致，其生产多采用机械化、自动化的流水线作业，噪声普遍存在于各条生产线中，噪声是该行业职业危害关键控制点之一^[10]。在生产线上高速运转的饮料瓶、机器运行产生的机械噪声，以及气体和固体间产生的空气动力性噪声等各噪声源相互叠加，导致各岗位噪声声级变高，该行业的噪声具有影响范围广和难以在生产工艺上采取有效预防控制措施的特点^[11-12]。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该市饮料制造行业569名工人中HFHL的检出率为19.16%，高于陈蕾等^[13]报道的轮胎制造厂劳动者HFHL检出率，可能因是两者原料、工艺均不同。对该行业存在噪声的岗位进行分析，配料投料岗位无噪声超标岗位，该岗位除部分投配料需人工操作外，其余步骤自动化生产程度较高。包装岗位的接噪声级超标率为12.00%，灌装岗位的接噪声级和超标率相对较高，而吹瓶岗位的噪声超标率达100%，最高的接噪声级达96.7 dB（A）；以上表明灌装和吹瓶岗位是产生噪声的重点岗位。灌装岗位的噪声主要来源于清洗瓶子时瓶子间的碰撞以及灌装机灌装饮料时产生的混合型噪声^[14]，吹瓶岗位的噪声主要来源于吹瓶机对瓶坯体进行低压预吹和高压吹气达到拉伸定型^[15]而产生的空气动力性噪声。本次调查发现灌装和吹瓶岗位的HFHL检出率也高于其他岗位（P < 0.01），提示这两个岗位，尤其是吹瓶岗位是瓶装饮料制造行业中噪声的高风险岗位，需重点治理和管控。

有研究^[16]表明，当前的噪声暴露国际标准ISO 1999—2013《声学噪声性听力损失的估计》通常被认为适用于连续或稳态噪声，但不适用于复杂噪声。瓶装饮料行业的工作场所噪声暴露情况复杂，特别是吹瓶岗位、灌装岗位的噪声，是机械噪声、空气动力性噪声等多种噪声的叠加。刘虎等^[17]研究显示，工龄与职业噪声暴露水平是导致双耳高频听阈升高的变量。影响噪声暴露的因素众多，单纯采用工龄或噪声声级很难全面反映饮料制造行业工人实际的噪声暴露程度。本次研究采用CNE评价瓶装饮料制造业生产线工人的噪声暴露水平，或许更能准确、客观地评价作业工人的噪声暴露情况。

陈利杰^[14]的研究显示，噪声接触水平、接噪工龄是造成听力损失的主要因素，CNE与听力损失的发生有一定剂量-反应关系。本次研究显示，高频听力损失组与听力正常组的接噪声级、年龄、CNE、接噪工龄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进一步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瓶装饮料制造企业发生高频听力损失的风险随年龄、CNE的增加而增加，提示瓶装饮料制造企业应注意采取有效措施，如减低生产岗位接噪声级，通过调岗等适当措施减少工人的实际接噪工龄，从而降低发生高频听力损失的风险。本次的logistic回归分析也显示设置防护设施、佩戴护耳器是降低HFHL风险的因素，提示瓶装饮料制造企业可通过增加防噪设施、督促工人佩戴护耳器来减低发生高频听力损失的风险。

既往研究显示，不同工作制度可能是影响噪声性高频听力损失的危险因素^[18]，轮班导致作息时间不定，是引起职业紧张的危害因素^[19]；轮班作业还可能与从业人员的职业应激、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有关系^[20]。但本次研究尚未发现不同工作制度与高频听力损失发生有关，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未能将不同工作制度下工人的噪声暴露时间和休息间隔等加以控制一致，导致工作制度混杂了接噪时间和休息时间等因素。

有研究指出，影响噪声性听力损失有年龄、工种差异、工龄、体质量指数（BMI）、噪声暴露水平、听力保护装置使用水平、吸烟和酗酒等多个因素，性别在噪声性听力损失中的差异可能是由噪声声级或男女工种差异、行为差异引起^[21]。本次研究显示瓶装饮料制造行业的男女工人间HFHL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是因工种构成、噪声暴露水平等各种因素引起，只能说尚无法得出性别对HFHL的真实影响。

瓶装饮料制造行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较复杂，且劳动者可能会出现岗位调动或轮换的情况，本次研究仅对噪声的危害情况进行分析，没有进一步纳入研究对象的各种生活习惯对听力损失的影响，这是本研究的局限性之一。在以后的研究中，除了增加样本量验证研究结果外，我们还将关注生活习惯、多种危害因素对个体健康效应的协同作用。

综上所述，为控制瓶装饮料制造企业的噪声危害，有效地降低HFHL发生的风险，提出以下建议：（1）降低接噪声级，尤其需要控制吹瓶岗位的接噪声级，建议企业做好生产设备防噪设施的设置，包括提高生产工艺的自动化程度，使用隔声、吸声、消声等方法降低劳动者的接噪声级。（2）采用调岗或者增加轮班次数，增加工间休息时间，从而降低工人接噪时间、接噪工龄。（3）监督工人做好护耳器的佩戴。本次研究发现，部分企业虽配备护耳器，但是生产工人并不积极佩戴。建议企业制定完善的防护用品使用制度，督促工人规范佩戴护耳器。（4）加强职业卫生健康教育，让劳动者充分了解到该行业的噪声危害，意识到做好个人防护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