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的 探讨“工作要求-自主”(JDC)模式和“付出-回报失衡”(ERI)模式两种模式下广东地区医用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紧张状况和焦虑症状的相关性,探究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择2022年1月—2023年12月参加职业健康检查的广东地区医用放射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基本情况调查问卷》《工作内容问卷》《付出-回报失衡问卷》和《焦虑自评量表》评估研究对象职业紧张状况和焦虑症状,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两者的相关性,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焦虑症状的影响因素。
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3 414份,回收有效问卷2 95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6.4%。JDC和ERI模式下高职业紧张检出率分别为37.1%和42.9%,焦虑症状检出率为16.5%。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两种模式下,职业紧张得分与焦虑症状得分均呈正相关(r = 0.262、0.437,均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JDC模式下,与月收入≥ 20 000元者相比,月收入<15 000元的医用放射工作人员发生焦虑症状的风险均升高(OR = 1.795 ~ 2.808);与每日工作时间<8 h者相比,每日工作时间≥ 8 h的医用放射工作人员发生焦虑症状的风险升高(OR = 1.683);与工作制度为常白班者相比,轮班作业的医用放射工作人员发生焦虑症状的风险升高(OR = 1.354);与有运动习惯者相比,没有运动习惯的医用放射工作人员发生焦虑症状的风险升高(OR = 1.450);与低职业紧张组相比,高职业紧张组发生焦虑症状的风险升高(OR = 2.069);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5)。(2)ERI模式下,与月收入≥ 20 000元者相比,月收入<15 000元的医用放射工作人员发生焦虑症状的风险均升高(OR = 1.715 ~ 2.584);与每日工作时间<8 h相比,每日工作时间≥ 8 h的医用放射工作人员发生焦虑症状的风险升高(OR = 1.337);与每周运动者相比,没有运动习惯的医用放射工作人员发生焦虑症状的风险升高(OR = 1.491);与低职业紧张组相比,高职业紧张组发生焦虑症状的风险升高(OR = 5.161);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5)。
结论 广东医用放射工作人员JDC和ERI两种模式的高职业紧张检出率均较高,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症状。应重点关注月收入低、轮班作业、每日工作时间长、没有运动习惯和高职业紧张的医用放射工作人员的心理健康,开展必要的心理干预,减少员工焦虑症状的发生。